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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自由落體」的德國經濟
德國工業聯盟（BDI）於 12 月 2 日發布了《2025 年 12 月工業報告（Industry Report December 2025）》的報告書。
其中對德國經濟做出了極為悲觀的分析，預測 2025 年德國的工業生產將比前一年萎縮 2.0%。
對此，BDI 主席 Peter Leibinger 在聲明中將德國經濟現狀形容為「自由落體（Freefall）」狀態，並強烈要求政府加強對產業界的救濟措施。
BDI 聲明重點：
- 作為商業據點的德國正處於自由落體狀態，但聯邦政府的反應卻不夠果斷。
- 預計今年的產量將減少 2%，這將是工業生產連續第四年下降。這並非週期性的景氣衰退，而是結構性的衰退。
（出處：BDI zu Industriebericht: Wirtschaftsstandort im freien Fall – Bundesregierung reagiert nicht entschlossen genug）
來自產業界發出的「這不是週期性衰退，而是結構性衰退」這一指控，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年 3 月時的預測僅為年減 0.5%，這意味著企業活動的萎縮速度是原本預期的 4 倍。
回顧今年 2 月至 3 月，當時梅爾茲（Merz）新政府宣佈暫停「債務煞車（Debt Brake）」法案，並同時宣布設立 5,000 億歐元規模的基礎設施基金。當時市場曾一度認為德國乃至歐洲經濟將迎來復甦的樂觀氛圍。
然而，現實卻是殘酷的。BDI 嚴厲批評道：「德國作為經濟據點正處於自由落體狀態，但政府並未採取足夠果斷的對策。」報告更警告：「若在未進行果斷結構改革的情況下虛度光陰，就業與繁榮將進一步流失，政府未來的行動空間也將受到顯著限制。」
導致結構性崩壞的三大主因
導致這種局面的原因並非單一，但以下三點無疑是致命的打擊：
- 烏克蘭戰爭導致的能源成本飆升。
- 全面廢核（停止核電廠）導致的能源成本飆升。
- 對中關係惡化導致外部需求（外需）喪失。
德國經濟在 2022 年 3 月烏克蘭戰爭爆發後，俄羅斯的能源供應中斷。而在這關鍵時刻，德國又於 2023 年 4 月執行了全面停止核電的國策。這雙重打擊使得德國背負了極其沈重的能源價格負擔。
家用電費價格 (歐元/kWh)
※S1: 上半年, S2: 下半年
(資料來源) Eurostat, ※All taxes and levies included
此外，不只 BDI，包括 Ifo 經濟研究所和萊布尼茨經濟研究所（RWI）也提出了類似的悲觀論點。
如下圖所示，以工業生產為例，美國和日本在 2019 年至 2020 年間水準雖有下降，但隨後大致保持持平。反觀德國，雖然在疫情爆發的 2020 年勉強維持微幅增長，但隨後便進入下跌趨勢。特別是 2022 年以後，德國面臨了被形容為「自由落體」也不為過的劇烈下滑。
德國生產 vs. 其他先進國
(2005年=100) 工業生產指數推移
梅克爾時代的分水嶺：鮮明的經濟分歧
下圖比較了歐元區各國目前的實質 GDP 水準與疫情前（2019 年 10-12 月期）的差異：
歐元區實質GDP
(最近期 ÷ 2019年10~12月期)
從數據中可以清楚看出，唯獨德國幾乎沒有任何成長。
姑且不論愛爾蘭因全球製藥巨頭進駐，受惠於疫苗及藥品出口而出現急劇增長的特殊案例；歐元區整體相較於疫情前約有 +6% 的成長，其他主要成員國也實現了 +6% 至 10% 的增長。由此可見，德國的「零成長」在歐元區中是多麼特異的存在。
這種宏觀經濟情勢已經開始在微觀層面顯現，2025 年的企業破產數量創下了 11 年來的新高。總之，關於德國經濟的悲觀新聞接連不斷，案例不勝枚舉。
勞動市場的惡化
過去梅克爾（Angela Merkel）執政的 16 年間，勞動市場表現亮眼。失業率上升的年份僅有三次：雷曼兄弟危機後的 2009 年（年增 0.4 個百分點）、歐債危機高峰期的 2012 年（年增 0.1 個百分點），以及疫情爆發初年的 2020 年（年增 1.1 個百分點）。
德國失業率 (1991-2024)
從她 2005 年就任到 2021 年卸任，德國失業率從 11.3% 降至 5.2%，減少了一半以上。儘管其政治手腕毀譽參半，但在經濟層面上，那無疑是德國的「黃金 16 年」。
然而，進入「後梅克爾時代」的 2022 年後，局勢急轉直下。失業率以每年 +0.3% 至 +0.4% 的速度持續攀升，這與工業生產的急劇下滑走勢完全吻合。
簡而言之，2000 年後的德國經濟史，可以說是梅克爾時代與後梅克爾時代的斷層。過度依賴中國與俄羅斯所留下的代價、沈溺於理想主義的廢核政策，以及急轉彎的移民政策——現在的德國政治，正是在為梅克爾政權留下的負債買單。
歐洲央行（ECB）面臨的難題
如果德國這種「一人獨輸」的狀況持續下去，將對歐洲央行（ECB）的貨幣政策運作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。
回顧 ECB 短短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歷史，德國與其他成員國之間的經濟格差始終是巨大的障礙。
2009 年後爆發的歐債危機，其遠因正是 2000 年代初期，ECB 為了配合當時「表現不佳的德國」而維持低利率政策，結果導致南歐等周邊國家投資過熱。反之，在歐債危機後的長期低迷期，ECB 為了配合「表現不佳的其他成員國」而維持低利率，結果當時「表現強勁的德國」因鷹派立場強硬而在 ECB 理事會中屢屢被孤立。德國聯邦銀行總裁及德國籍 ECB 理事相繼在任期中辭職以示抗議，也正是發生在這個時期。
如果德國就此陷入長期低迷，無法對「生病的德國」置之不理的 ECB，可能會面臨轉向寬鬆（鴿派）的壓力。
若歷史重演，我們中長期需要警惕的風險是：為了救德國而創造的過度寬鬆環境，是否會導致「德國以外的成員國」出現經濟與物價過熱的現象？
在思考市場的「下一步」時，這或許是一個過於宏大的視角，但不論好壞，歐元區的政治與經濟中心依然是德國。
目前全球 GDP 前五大國分別為美國、中國、德國、日本、印度。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，德國的動向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不可估量，我們必須持續密切關注。
